行政制规权的建构权能是指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则时，借助经验理性、结合现实需要而体现的规范创造性和建构性。

为此，我们有必要转换一下视角，展开一场换位思考。[27]只有对公众与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利诉求及实现状态作出全面考察，才可测算法治资源中可定义和衡量的产出，[28]甄别不同地区法治环境质量的优劣所在。

其二是实测重心向权利可获得性迁移。为便于经验操作，法治环境指标可以《宪法》及相关法律的权利规定为蓝本，借鉴《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的分类办法，[78]将法定权利分解为发展权利、人身权利等权利大项，并在权利大项内部分解出若干权利小项，比如发展权利可分为教育权、卫生权、就业权等。王波：《执法过程的性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数据孤岛 一、量化法治的视角转换 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从不同类型权利的可获得性、使用限度及具体实现角度去审视与评价法治环境质量，既可有效规避公权力运作的复杂关系，也可获知法治资源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分配、流转与利用的总体状况。

但在对制度执行与科层管理进行查究与修正的同时，法治实施评估远没有延入法治的生活场景内，缺乏对法治社会的回应性关照。[61]［美］达莱尔·哈夫：《统计陷阱》，廖颖林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81]然而，本文所呈现的画面无法让人们全然乐观。

[8] 二、涉及法院的执法检查主题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执法检查的态度 由于议事资源的稀缺，也为了实现监督效果最大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执法检查主题的确定已形成比较明确的遴选标准。与法院系统密切相关的执法检查，也大致按照上述标准和逻辑确定主题。[84]相对而言，监督司法解释以及确保司法权的运行环境是比较可取的两个着力点，两者更多涉及立法，而非司法功能。[58] 在有些情况下，执法检查组并不停留于单纯的经验信息分享，而是建议或要求法院系统推广某种（些）特定的方法或机制。

[49]还有报告建议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协商，一方面解决律师参与诉讼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保障律师在各诉讼环节的执业权利，另一方面要规范公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案件的行为，坚决查处黑律师、假律师。[26]有报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加大农业法律实施的司法力度，对农业法及其相关法律实施中的重大违法案件，要依法严厉制裁。

该法第26条第2款规定：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一）对所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提出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执法工作的建议。[33] 最后，其他方面的司法政策建议还包括建立和完善某领域的司法制度，[34]设立特定的审判组织，[35]对某类案件实行单独案由管理，[36]统一某类案件的审判尺度等。[82]对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关注、影响行政和司法政策的制定、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运行环境及条件，监督方式高度一致。如一些法院判决明显偏袒当地当事人，为此甚至发展到争管辖权，法院委托执行本来是一种较好的执行方式，但效果普遍不佳。

[51] 办案协调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惯性，也的确可以克服法院办案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障碍，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还能体现我国《宪法》第140条规定的互相配合原则。除了个案监督之外，检查小组和常委会在检查实践中并未严格区分政府与法院，往往易于将两者等量齐观，尽管政府是最主要的监督对象。[83]此种惯性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些报告不加区分地倡导在执法和司法中均应建立某种形式的办案协调机制。首先，最为常见的建议便是敦促法院系统关注或加强某类案件的审判。

[82]参见林彦：《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监督依法行政？——以执法检查为对象的考察》，《法学家》2015年第2期。[52]另一份报告提到：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对未成年犯抓好‘三帮（即帮助他们分析犯罪原因，帮助他们认罪服法，帮助他们树立重新做人的勇气），做好‘三教（即庭前教育、庭审教育和延伸教育），坚持三个制度（即回访考察制度、建档制度、帮教制度）。

[14]除了后文所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之外，2000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全国人大代表来信暂行规定》。一些报告将此类机制作为富有成效的执法经验加以肯定。

[28] 有些执法检查组还对某类案件的处理提出了明确的时效性要求。[54] 其次，是建立特定办案机制的做法。作者简介：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同时，该委员会表示，将继续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情况开展跟踪检查。[79] 四、结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监督权行使过程中所实际产生的对审判过程、结果和司法环境的影响和塑造能力既超越了执法检查的初始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法院及学界对人大监督法院的认知和期许。[75] 2006年针对我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检查则是目前为止对个案处理跟踪力度最大的一次。

办公条件特别是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办公条件简陋，开庭无场所，影响了工作的发展。[63]还有报告专门提到物质条件的刚性制约。

例如，有的报告中呼吁，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职工和工会合法权益等行为，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处理。《监督法》第22条规定，应当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组织执法检查。

……对违法排污、严重污染环境并在这方面弄虚作假的，必须坚决依法处理，务必使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人大监督 一、法定功能及其边界 作为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的制度工具，人大的执法检查自始至终将其监督对象锁定为同级一府两院。

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监督法》并未针对不同的监督对象设置不同的检查原则、方式、程序等。[42]也有报告提到，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与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出台了《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研究解决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涉案物品检验认定难、案件查办协调配合不到位等主要问题。例如，有报告中呼吁：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要和劳动争议仲裁及工会组织加强沟通与衔接，及时依法审理和调解各类劳动争议案件，积极化解纠纷。[9]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0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7期。

[23] （一）影响司法政策的制定 执法检查试图在多个层面引导和影响司法政策的制定。下列报告详细描述了法院在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初期所遭遇的各种抵制和压力：有的行政机关当了被告不应诉，不答辩，不移送有关材料，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

这些影响与人大监督制度的法定功能不完全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法院及学界对人大监督法院的认知和期许。二是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工作，听取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虚心接受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法院工作评议中提出的建议。

[60]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认真总结知识产权法院以及各地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有益经验，及时提炼并加以推广。执法检查组不直接处理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具体案件和收到的群众来信，[4]他们进一步明确，对有关主管机关执法情况的评价，应当以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作为标准。

有的行政机关在原告起诉后，通过各种关系向原告甚至法院施加压力，干预法院行使审判权。一般而言，被推广的审判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作为一种常规的人大监督方式，执法检查从多个面向对审判权的运行产生影响，包括督促制定和完善司法解释、影响司法政策的制定、倡导建立办案协调机制、推广审判经验、关注审判权运行条件、监督个案的处理等等。[11]参见前注[2]，林彦文。

后因多方面的原因，到目前少年法庭减为2500余个，审判人员减少到7千余名，有的基层少年法庭名不副实。5年来全国法院受理的赡养纠纷案件逐年下降，由2006年的3.1万件下降到2010年的2.6万件。

例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规定：对于检查中发现的个案问题，可以作为执法检查报告的附件反映。[2]2006年制定的《监督法》既未将《若干规定》的上述内容予以吸纳，也未予以否认。

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检查，最终的目的是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督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公正司法，从而保证法律、法规正确有效的实施。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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